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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六年以后,机械厂的门卫比从前严了。
不是因为厂里东西更值钱,而是因为丢的东西越来越多。
仓库里的铜线、柴油、轴承,甚至食堂的铁锅都有人想办法往外带。
工资偶尔迟发,奖金早已停了。
厂长仍在大会上说困难是暂时的,可会后总有人围住财务科问这个月到底发不发钱。
林德昌开始失眠。
他在车床前站了半辈子,第一次发现机器停下来时,人的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。
经委下发了一份扭亏方案,执笔人是国梁。
文件里写精简人员、承包车间、盘活资产。
国梁用词谨慎,每句话都有上级文件依据。
他把初稿带回家,父亲翻了两页,虽然许多词不懂,却看懂了“减员”
。
“减谁?”
德昌问。
“还没定。”
“你们坐楼里定,厂里的人就回家?”
“不改,厂子更活不了。”
德昌把文件放到桌上。
纸很轻,落下时却让全家都没再说话。
几天后,国梁陪县里领导到机械厂调研。
德昌和工友列队站在车间门口,国梁从他们面前走过,只能装作公事公办。
有人认出他,小声说那是老林的儿子。
德昌挺直背,脸上没有骄傲。
调研结束,厂长请客吃饭。
席上有人说机械厂位置好,靠铁路,地也大,将来不生产机器,盖仓库都值钱。
国梁听见这句话,心里一动,又很快把念头压下去。
回家后,德昌在阳台抽烟。
“你们是不是想卖厂?”
“谁跟你说的?”
“没人说。
你脸上写着。”
国梁否认。
德昌也没追问,只说:“我进厂那年,你爷爷还活着。
他觉得我给人家转机器,不如在地里种粮。
我跟他说,机器不会看天吃饭。”
他弹掉烟灰。
“现在看,机器也看天。”
国梁第一次看见父亲老了。
不是头发白,也不是腰弯,而是他开始怀疑那条自己走了一生的路。
另一边,国海已不再碰厂里的废料。
他在火车站附近租下一间没有窗的小屋,囤袜子、头巾和五金工具,准备往乡镇送。
德昌说他像个二道贩子,他却在门上贴了一张红纸,写“国海百货”
。
厂门正在缓慢关上,市场的门却没有门框。
一个让德昌站了一辈子,一个让国海随时可以钻进去。
他们父子住在同一栋楼里,却已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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